龙8国际登入:“丹青布道者”王万成的美学精神：丹青绘粹民族情 独

　　王万成先生是一位匠心独运的专事藏族人物题材绘画的著名画家。在甘肃画坛极为丰富多彩的绘画资源体系中，有众多独树一帜的山水画家、花鸟画家，而人物画的领军者正是王万成先生。

　　在藏族人物画创作领域，王万成先生一直都是站在雪域高原上的“丹青布道者”，他的画笔饱蘸着藏地密码和灵魂牧歌，将一个个身怀露珠、手执鲜花和草叶的鲜活形象，塑造得出神入化。他在甘肃文艺复兴之路上，以藏族人物画的艺术符号，镌刻了富有民族精神和美学光泽的创作坐标。

　　在王万成先生之前，甘肃画坛关于藏族题材的美术创作主要成就在人物油画、风景油画，而国画人物并不显赫。王万成先生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独辟蹊径创作牧区人物画，尺幅上从小画、中画到大画样样精湛并逐步拓展，后来尤以大画作品登峰造极构成传世之作。作为甘肃画坛的后起之秀，王万成先生的作品不仅具有独特内涵和美学意蕴，而且他将大写意风格融入人物画创作，在兼工带写中给人物画注入生命力，他将狂悍与细腻、粗粝与柔和、率真与虔诚揉于笔墨，使人物画创作呈现出新的艺术样式：从静态的、机械的描写型人物画，过渡到动态的、触摸心灵的性格型人物画。他画的藏族人物，高原气息跃然纸上、意境语言呼之欲出，仿佛笔墨当风，人物身上那种闪闪发亮的内在光芒，如同将雪域高原当作一个巨大的钢琴，弹奏着天地为之倾听的生命之歌。

　　许多人对藏族人物画的理解还停留在神秘和神圣上，而王万成先生早已经将那片星空下的神山圣水视为他的美学的目的地。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创作类似于写作，是以“百年孤独”的叙述视角访问藏族牧区的家园和普通人的人生。所以，我明白了为什么王万成先生的作品里有一种冉冉升起的人间烟火，它如此真实又如此魔幻、如此痛苦又如此幸福、如此迷茫又如此执着。特别是他创作的许多大型主题人物画，人物的面部表情和身段语言比如对眼神、嘴唇、皱纹和手部细节的刻画都达到了绘声绘色的感染力。我认为，他的藏族牧区人物画创作就是一场寻觅天使的美学之旅。目光所至没有终点、没有边界，甚至无暇顾及苍茫和荒凉，心中只有无穷无尽的遥望和祈福。这就需要极其强大的艺术功力、炉火纯青的精致构思和灵魂出窍的美学精神。幸运的是王万成先生恰恰就是这样一位笔情率真、墨意率性、意韵真挚的人物画巨匠，让人从作品中荡气回肠地接收到来自高原牧区的强大气场，可以领略到覆盖广袤无垠旷野的深情呼唤的节拍，可以捕捉到浓郁的荡漾在人心中的那份火热的静谧之光。有了这样的美学认知，就能够透彻地理解王万成先生下面这段独白：

　　“我渴望一种自由的水墨世界，在这个境界里，画家与自然物象之间通达无碍，物象随笔墨迹化而不露痕迹，感性的枝蔓在理性之根的滋养下，散发出更耐人寻味的华彩。中国的艺术审美历来都非常重视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追求的是一种活脱、灵动的感觉，在画论中惯常称之为气韵。而中国画材质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其长处在于表达而不是表现。当然，要达到笔墨的自由与解放，绝非易事。”王万成先生的早期和中期的不同创作阶段的藏族人物画的代表作，差不多都经历了写实还是写意的困惑，而现在这已不是问题：他不再追求从形象、具象、抽象、意象上识别世俗、神圣、象征、隐喻，因为他认为“人是人的图腾”，只有让笔下的人物从纸上跃入眼帘并直通心扉，才能让自己的作品充满肉眼可见的语言和爱。

　　王万成先生对藏族牧区人物画的专攻，源于他对西部人文精神属性的长期认知和美学体验。他对、青海、甘肃和四川等藏区牧民的生活和文化保持着持续的、灵敏的审美介入，这与他起步于中学美术教员、脱胎于大学国画教授、变法于专业画家的创作轨迹具有高度的逻辑关联。他精心洞察中西交汇的笔墨技法，在艺术维度、技术维度、美学维度和情感维度上重构了藏区人物画的艺术经纬。加之他所在的城市兰州也是盛产“藏地诗歌”的地方，他的周围就有一批以藏族牧区为创作对象的“藏地诗人”、“藏地歌者”，这无疑也熏染着他的创作生态。

　　王万成先生与国内众多藏族人物画创作群体相比，共性当然都是将学院派的艺术功力嫁接到更广阔恢宏的精神境界中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美学交融。不必对“学院派”三个字有过度解构，其实学院派就是专业主义的另一种解读，没有写生、造型、皴擦、用线、晕染等专业主义表现方式，还真不能够轻易达到人物画的新标高。但是，王万成先生与众不同的地方又在于“专业而不失野性”。我认为一切艺术本质上就是从“野生”的实验走向“野性”的成熟。因此，大野之上出艺术巨匠，离开大野只能出“小家碧玉”。

　　王万成先生在西部感受到的家国情怀、艺术时空和精神天地折射到他的美学气象中，就将他成为一位慧眼如炬的当代人物画家，其作品不去追求笔墨上的光芒四射，却精于开掘人物内心的生动丰盈，显而易见地将藏区人物画这一没有门派的美学领地推向艺术高地，成为是独领的审美瑰宝。

　　按照主题性和叙事性，王万成先生创作的以藏族人物为主体的水墨人物画，当然属于传统国画艺术语言的新表达。但王万成先生之所以能够获得公认的艺术成就，不在于他选择画什么和怎么画，而在于他给作品中的人物注入了怎样的的宏大叙事。也就是说，王万成先生不是为画而画，而是通过藏族人物画创作，确证生命的美丽不是由地域和身份、信仰和文化、习性和传统所决定的，而是由超拔了视觉特征的心灵印象所凝聚的传奇般的诗意构成的。他要表现的的意境并不抽象，即：任何一个民族都能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因而，王万成先生最为钟情的水墨人物画抛开藏族和藏区这两个容易识辨的特征之外，他自己更加看重的艺术情愫已经完全不是视觉上的冲击力，也不是笔墨上的酣畅和精致，而是传统国画风格与当代美学精神的无缝连接和交融。

　　这里有一个艺术上的铁律：人物画作品中的精神气象，终将大过笔墨含量。藏族人物画创作入门容易，只要面容和衣饰有所代入，就能够让人信以为真。但是，我始终认为王万成先生的美学精神要求他做一个“天真的信使”——传递一个民族的精神符号大于展示外在的形象。从大学之门走出来，到了专业性更强的甘肃画院，我时常发现作为画院院长的他对绘画以外的东西更感兴趣了，比如对东西方美学、哲学、艺术史、音乐、电影、雕塑、舞蹈、工艺美术乃至服饰学、建筑学等等，都有了“拿来主义”的想法。他始终不想在艺术表现方式上重复自己，他不仅要找到属于具体的人物画的技法上的提高，更想从精神源头上确证提升人物画的生命力的心法。画面色彩搭配得再光艳，也不能代替人物神态和神韵的活力；无论是画苍苍老者还是青春少年少女，他都经历了思想的飞翔，他要让笔墨长了翅膀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

　　藏族人物画创作可能是目前中国画创作领域的“显学”，不同地区的画家都蜂拥而至，往这个题材里挤，但倘若缺乏王万成先生这样的长期写生、写实、写意相结合的美学立场，就很容易走火入魔。藏族人物画的艺术高度实际上就是它的水墨难度，一方面它必须不脱离水墨而展现中国画艺术思维，另一方面它必须从水墨里泅渡出来而贯通精神属性和心灵洗礼，同时还要能够承载着民族的审美价值和生命生存生活生态的内在逻辑方程。王万成先生的创作系统并不局限于人物画、尤其是藏族人物画的创作，但是他的美学成就最高的还是藏族人物画，他的成功之处在于对其他绘画资源的潜移默化和移花接木。对他来说，艺术是抗生素，生活是维生素，精神是矿物质，文化是营养剂。藏区独特的自然环境所孕育的在现代城市中根本看不到的原生态美学形象和人文形象，使他无处安放的艺术有了审美的精神归宿。他有一段颇能反映他的创作理念的艺术告白，他说“中国画水墨材质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易把握，没有固定的程式去依循，笔墨痕迹所产生的各种效果，有赖于长期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的艺术素养。对于自由水墨的探索与实践，我的着眼点首先放在写生和小品创作方面。

　　在下笔之前，前瞻性的全局把握非常重要，构成画面的各部分在用笔、用墨以及水墨构成方面应该做到初步的设计与分布，但切忌定的太死。面对小品创作或写生对象，只有善于经营位置、安排笔墨才能使画面主题突出。在具体的形象处理上，人物面部与手部的刻画非常重要。人物面部有一些三角区，诸如眼角、嘴角、鼻根等部位，对于表现人物个性有很大的帮助，另外面部的一些对称部位的处理应尽量找一些区别，比如左右两侧的鼻翼外形上的不同、眉毛的高低区别、两眼外形之区别等，都会给造型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人物的手部在写意画中往往表现的过于简单甚至有点草率，手掌与手指之间的动势关系，以及两只手的呼应关系，往往能传达出人物的心理状态，应该非常的谨慎地对待。总之，根据不同的对象，择取其最具特色的某一点，强化它使之达到极致。在注重笔墨、造型整体统一的同时，强调人物性格特征中的鲜明之处，使人物性格更加突出，每个人物的特征各不相同。在具体的处理手法上，因人因画面的需要来定。这也是解决好自由笔墨与严谨造型之间关系的基础。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我越来越认识到取舍的重要性，正确得当的取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对物象的取舍体现了画家的综合素质，取舍手法是建立在形式美创作法则的基础之上的。”

　　我一直主张，评论王万成先生的作品没有必要一幅画一幅画去揣摩，因为他的美学实践和美学创新，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开放性的系统，尤其是自成一体的藏族人物画创作已经密不可分地流入了他的艺术思维。他在大西北将近四十载的创作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