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8国际登入:从教40年老校长口述：教师负担越减越重最让我感到悲

　　2023年10月底，河南郑州一小学女教师离世，在遗书中提到“加班、写宣传稿教学之外的任务压力……只想安安静静教书”，引发广泛共鸣。关于中小学教师课外负担的讨论，也持续至今。

　　李镇西是成都的一名教育研究者，上世纪80年始做语文老师和班主任，此后做过校长，也做过教育研究工作。2017年和2021年，他和团队做过两次调查，以考察一线教师的非教学负担问题。

　　我从上世纪80年始做班主任，2006年开始做校长，2010年后到成都市教科院工作之后，就逐渐听到老师们反映说，现在做教师太累了。我认识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老师告诉我，只有回到家，才能认真备课，在学校里干扰太多了。

　　如果年轻老师是因本职工作而“累”，职业是自己选的，也无话可说。可问题是，许多教师的“累”，来自教育以外的负担，比如上交各种检查材料、活动表格，上级部门也可以给学校派任务，比如消防四个能力建设、禁毒示范学校创建、七五普法档案、病媒生物防治等等。

　　为了搞清楚情况有多严重，2017年，我在自己的微信公号“镇西茶馆”上做了一次问卷调查，标题是“请问，是哪些因素让你的精力耗费在无效甚至无聊的忙碌中？”结果让我大吃一惊。

　　当时参与调查的教师共2787人，样本不算大，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80%都是小学和初中老师，80%都来自三四线城市及乡镇。这些老师中，一半以上，都无法正常完成基本的“备课”，只能在校或回家加班完成。

　　在我做粗略调查后的2018年6月，教育部也注意到这个现象，还成立调研小组，先后分赴东、中、西部9省18市，发现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额外工作负担确实过重。之后，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 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要求为中小学教师减负，各地也纷纷开列“减负清单”，提出要把宁静还给学校。

　　这以后，2021年我又在自己的公号上发起了一次调查，主题还是关于中小学教师的负担问题。当时的背景是“双减”政策之后，各地的学校纷纷出台措施，要求教学上减负提质，还要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延时服务，结果身边反映负担加重的教师，又一次大幅增加。

　　那次我们收到的调查样本量更大了，有6653份，结果发现，在老师的“社会事务类负担”中，非教育性社会事务与政府部门检查负担，占比高达90%，比家校沟通占据的精力还多。这一次，老师们还给我们发来了2942份主观样本，列举了很多需要处理的突发性事务，依然是2017年那些冗杂的事务，各种社会学习、情况排查，视察和参观，还有各种统一要求。

　　当时有人把矛头指向“双减”，毕竟“双减”后的延时服务和课后托管，确实挤占了教师的备课时间，但我们的调查表明，对教师影响最大的依然是形式主义。有的老师甚至提到，新政策后，学校要求班主任，每天要拍摄班级作业发到群里。

　　其实在“双减”的前提下，的确要给老师增负。因为学生要“减负”，老师的智慧就要增加。教育不再是简单地给所有学生都布置一样的作业，但不能统一布置作业，成绩还要上去，怎么办？这就对老师的水平提出了要求。因此也更需要给老师足够的时间做正事，不能把其他的事都加在他身上，让他反而没有时间提升各项教学能力。所以并不是“双减”带来问题，而是旧的问题没有得到正视和解决。

　　到了最近，我又重新翻看了一下当时的调查数据，发现情况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可以说越来严重了。

　　我分析过老师们的留言，发现他们提到的“非教学任务”，主要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比如消防、普法、病媒防治、环保、节能、垃圾分类，让老师去巡河等等。这些活动一项一项拎出来，好像也具有某种正当性，比如提高学生的各项素质，提升安全意识。但这些任务一股脑安排下去，对老师的精力就是一种损耗。

　　这些任务，我估计和每个部门的考核有关，上级要求普及率达到多少，那只要在学校发个通知，参与的人数就多了，普及率就达到了。前两天还有人通知我必须安装某个政务App，我说要是我不装，要把我怎样呢？我们同事就会说，不要为难他，他也是办事的人嘛，我想也对，所以下载了装上，但装完截屏好就删了。

　　另一种“非教学任务”则是老师必须做，也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写教案，学习，培训。这些形式主义和“非教学任务”紧紧缠绕，很难区分，也不可能通过某个条文，硬性让它消失。我的标准是，如果初衷是为了应付检查，完成指标，去拍照，去留痕，那就是作假和应付，就是形式主义。如果这些校园内的形式主义都越来越多，又怎能要求学校守住大门，不去完成其他部门的形式主义任务呢？

　　但老师们为什么一定要去完成这些任务？去年有个很优秀的教师在网上公开发文章，说自己要退出“2.0培训”（全称“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培训平台）。这个培训要求每个老师都通过，还要同一时间去打卡，学习要计入教师继续教育系统，和考核挂钩。

　　这个老师就宣布退出，说第一这些知识我已经知道了；第二我觉得打卡学习没有必要；第三我不参与评优晋级和职称评定了。我特别欣赏这个老师，他很有个性，也看淡了。但这也意味着，老师想获得一些空间和自主权，就必须放弃另外一些追求。

　　而一般的老师之所以无法拒绝，正因为这些任务的考评结果，和他们的职业前途挂钩。现在各个层级的教师评价，都采用量化考核的方式，就是打分制。比如刚刚提到的“2.0培训”，如果你不参与，不打卡，就拿不到继续教育的证书，参与职称评定时，可能连入围资格都没有。

　　像另外一些“非教学任务”，在教师评价上的影响就比较隐性，比如说巡河任务，各种进校园活动，你一次两次不参与还好，要是长期不参与，到年终校内述职的时候，校内的评审委员会就会在你的职务考评表上扣分，最终成绩可能只有合格。这个考评表就可能影响教师的晋升，因为有的评比会要求，教师必须连续五年在职务考评中拿到“优秀”。

　　我是20世纪90年代评上高级教师的，那时候的评定方法比较简单，只要你达到一定工作年限，有比较好的教学表现，就可以参与评比。

　　量化考核还会带来其他影响，比如我们常识上会认为，评价一个班级是否优秀，需要考察的指标，一般就是班集体氛围、教室是否整洁、班级成绩等。但如果按照现在打分制的测评方法，可能就还要看，有没有运动会奖状，这个值几分；在什么活动中得过奖励，这个值几分，最后的结果就是，可能一个班级氛围很差，学习环境很不好，但关键几项有分数，就成了优秀班级，班主任也能拿到比较好的管理分数。

　　我也思考过现在形式主义的根源。我在外面讲课的时候也会说，现在孩子们的负担很重，小学二三年级，晚上很晚才能睡，那做辅导的老师是敬业，还是不敬业？下面老师都说，敬业。但是老师越敬业，孩子负担越重，为什么？

　　老师会说，你是专家，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一个小老师能做主吗？领导给我施压，没达到指标，我就评不上职称了。听起来也有道理。

　　那怪校长吗，校长说，我哪次开会，局长不是说，学校质量完不成目标，你就下课。其实我压力更大，一方面老师骂我，一方面教育部门领导给我压力，我两头受气。听起来也很无辜。

　　所以那就怪教育局局长？结果局长说，哪一年我这里清华北大少一个，我被老百姓口水都淹没了，我管理区域压力这么大，我愿意这样做吗？我不想好好睡觉吗？所以我们经常说，是社会绑架了教育。

　　这样一来那就剩家长了。很多人说，要求减负，阻力最大的是家长。老师周末不想上课，但家长愿意上；老师想按正常的教育规律办事，家长不同意。原来责任全在家长，在社会。但真是这样吗？家长说，孩子是谁的孩子，孩子晚上12点都没睡觉，谁最心疼？所以你看，转了一圈，没有一个觉得自己有责任。

　　但最终，只有学生默不作声承受这一切。所以我说，最让我感到悲哀的是两点：第一，都说教育出了大问题，但找不到罪魁祸首；第二，都说教育不正常，但相当一部分人觉得正常。

　　说白了，教师的工作是教书育人，教书就是上课，育人就是给学生做思想工作，就这么简单。但形式主义的问题本质在于，我们的学校究竟为谁而办？

　　现在很多学校动辄把办学理念挂在墙上，什么“培养走向世界的人”，什么“严谨勤奋”的校风，很概念化的语言，小孩子根本看不懂，你放办公室就完了，贴在校园干什么。包括好多学校还会有一个橱窗，挂一张海报，校长坐在书桌前，笑吟吟对着镜头，前面一个小国旗，背后一排大书架，下面介绍是全国著名教育专家，正高级教师，但学生看得懂吗？同样看不懂。

　　这就是给参观者看的，但参观者多久才来学校一次？学生可是天天在校园里生活。孩子关心的是老师上课上得好不好，学校好不好玩，关键是这一点。我以前做校长时，从来不挂这些标语，什么校长介绍，师资力量介绍，领导关怀，都没有，全是孩子喜闻乐见的语言和画面。这也要感谢当时的行政部门，可能因为我是“教育专家”吧，所以对我比较宽容。

　　我们现在的校园缺乏童趣，缺乏儿童视角，只有把这个大背景理清楚，才谈得上，老师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我在外面讲课时，还会讲一个例子，就是很多学校都有陶行知塑像，这些塑像里，陶行知大都是站着的，目光遥望远方，很伟岸很高大。但我当校长时，我们学校里的陶行知雕塑，就是坐在花园里，和一群小朋友聊天。

　　一个伟岸高大的陶行知塑像，放在城市中心广场，放在陶行知纪念馆门前，都是可以的，但放在校园就不可以。放在校园里，为什么不能从儿童视角出发？所以一个雕塑就能呈现好教育的要素，但现在人们很少这样去思考问题，根本思路上就错了。我们的学校，不是给上级和领导办的学校，是给学生办的学校。我想只有把这个思想扭转过来了，才能守好校园的边界。

　　那回到老师的负担问题上，判断一件事是否增加了老师的负担，最核心的是两点：第一、这事该不该做？第二、是主动还是被动？

　　比如上课备课是必须的，如果只是为了应付检查，就完全不必要了。至于如何让老师变得主动？说实话，你看我工作这么几十年，按道理负担是很重的。但我80年代就给班级搞班歌，班服，那个年代班级文化建设还没诞生，我就觉得，这个是我的教育语言，我觉得好玩、有意思，所以我愿意做，我不觉得累。

　　1987年我当班主任时，乐山市里有个中学女生叫宁晓燕，她成绩很好，但因为很多对人生的困惑，就了。这件事让我很震惊，我就问我自己，我的学生没有，但有没有和她一样，有很多困惑和心理问题的呢？于是我就开始给学生写信，每晚至少写五封以上，而且是先打草稿，再誊抄一遍。疫情期间我收拾书房，找到了一堆用过的备课本，上面就有我给学生写信的草稿。后来学生们来看我，每个学生都找到了当时写给他的信的草稿，大家都觉得很温馨。

　　那时候没有谁激励我，但我本身很喜欢教育，我觉得应该这样。问题是这种标准不能拿来要求所有老师，比如现在青春期教育，会开很多开讲座，花了很多精力，结果变成走过场。更好的方式是，通过“底线+榜样”的方法来引导老师，激励老师，榜样是好的，我们就倡导；哪些事情一定不能做，这个是底线，我们就坚决守住。

　　所谓底线，比如完成常规教学任务，备课、上课，上课，不能迟到早退等等，这些都是教师必须完成的基本任务，不仅学校应该考。